杨佳案是一起有预谋的袭警杀人案件，案件的发生有一定社会原因，但从刑法学角度看，法院根据杨佳犯罪的具体情节、危害后果及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，作出死刑判决，于法于理都是正当的

尽管我反对自行车实名登记制，但实行自行车实名登记制也不必然导致拦路查证。拦路查证或入户查证，几乎总在侵犯个人权利。

从法律上推定占有人就是权利人，权利人对自己财物的使用、处分才能不受他人干扰。各国法律无不规定占有的权利推定制度，任何第三人、政府甚至拿不出证据的真正权利人都应当尊重占有人的权利。对其他的证件，包括身份证，道理也一样，只有你积极主张权利时才需要出示。例如我国对房屋是实行实名登记制的，但只要你不积极主张权利，没有人要求你出示房屋买卖合同或产权证。因为自行车不像汽车，可以把证件放在车里。

仅仅因为骑车人没有证明自己对所骑自行车拥有合法权利（无论根据《物权法》还是《刑事诉讼法》，他都没这种义务），就剥夺他的自由数小时，这本身就是很不合适的。上海警方认定，杨佳之所以行凶，是对警方对其盘查心存不满，进而疯狂报复。4年过去了，谭健家属四处打听，其遗体至今下落不明。

进入 鄢烈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制评论 。2006年8月，唐克学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捕。其中刘波、杜玉花还是镇领导，张学明是镇人大主席，他们不仅为唐支书出气出谋献策，还主动赤膊上阵挥拳踢腿，对谭健肆意毒打。即很可能案发4年后能有今天这个判决——至少案情澄清了，还是有良知的新华社记者持续介入的结果。

它使我深感不平和沮丧，非常希望这件事能引起广大读者和网民的关心，一追到底。但是，参与打人的乡镇干部除一人被判处缓刑，另一人被免予刑事处罚，其他人却并未受到处罚。

其间镇党委副书记杜玉花、副镇长刘波也赶到派出所。唐克学欲制人死地用毒品栽赃，反坐的结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然而从镇上到县上、再到省上，不是遭到推诿，便是如石沉大海。当时的验尸结论为属外伤性致死。

闻讯赶来的谭妻和谭母，立即将谭健背到镇上一诊所，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。派出所请示唐支书，说没有犯罪事实，定不了罪，能不能放人？唐克学说不能放人。至于以组织名义制作伪证的官吏更没有追究。我是在新年上班后翻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看到的，题为《村支书泄愤，派镇干部打死无辜农民》。

谭健骂了一句：他 X 的，乡下人连上厕所都被人欺负。前者既涉及央视、名主持人和婚外情而有娱乐要素，又关涉两性伦理、公私畛域两个永恒主题。

听说是唐支书弟弟被打，派出所所长屠定平带着民警，与唐支书一起驱车追上谭健，一顿暴打。3人商议后，分别打电话叫来镇流动人口办公室主任冯浪、工作人员纪宝洪等人，以对计划生育工作不满为由将谭健带到计生办值班室拷打审讯。

一个无辜青年就这样被残无人道地折磨而死，至今不知埋骨何处。不久前，他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、诬告陷害罪合并执行刑期一年零六个月。为此，谭开荣还被当成非法持有毒品刑拘47天，因证据不足释放。在人口学校，唐克学、杜玉花、刘波等轮番上阵，拷打谭健。这些天媒体和受众的关注点，一是胡紫薇闯央视新闻发布会揭老公婚外情的闹剧，二是陕西绥德的校长高勇因缠着县长签字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拘留7天的事。这么多官员，从镇委、县委、计生委到公安局，丧尽天良地参与制造这起冤案，仅仅因为2002年以来带领村里致富的支书头上有全国劳模、镇党委委员、县委委员、市委候补委员等光环吗？ 报道说，谭健的冤情后来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据参与打人的冯浪事后交代，大家在值班室叫谭健跪着，有的用木棒打、有的用脚踢制度保证了丹诺从来不缺少关注，他参加的每一个案子都是公开审理，甚至有一次在田纳西的审判，法庭内的群众喝采、跺脚有震裂地板的危险，法官就下令把审判移到户外草坪上进行。

因此我要求自己通过自己的工作致力于维护人权。真正的律师眼里案子没有大小的区别，更没有名人和老百姓的区别。

很多情况下法律成为了权力的仆人。他的朋友安慰他：你的朋友会知道那是假的，如果你在一位美丽的寡妇家里过夜，你一定不会在黎明离开，你会留下来吃早餐。

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，司法独立是难于做到的，法院能不参加就个案组织的专案组提前介入？法官能不理会某个上级的批条或者指示？又有哪个法院能够违抗政法委的指示？组织安排其实也就是长官意识，在目前的民主集中制下，一个长官的拍板是很难抵抗，他可能听取了一些人的汇报下了一个结论，这就是上级党委组织的决定和意见，这个决定也许是科学的也许是不科学的。进入 张思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人权 法制评论 。我反问他，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当事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律师，你该怎么办，你接还是不接？他们楞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后在再也没来找过我。解放以后我就当了法官，再后来就当了律师，也算命中注定。

我当场反驳：对无理的事，不带感情是律师失职。你说话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了反革命罪，哪个掌权者不高兴了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投入监狱。

我参加得那些案子法庭辩论有些也很激烈，有时候公诉人急得都拍桌子，当然他不敢跟我拍桌子，我不好对付（笑），但他往往以据高临下的姿态训斥跟我一起的年轻律师，这我也不答应。我在读到这些内容时，常感纳闷，为什么法官不打断这种明显带有煽动性的言论，提醒辩护律师注意，你的发言与本案无关。

从他的敏感心灵来看，丹诺似乎更因该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律师，小时候家人给了他一只小鸡饲养，他把小鸡当成宠物，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他的宠物成为晚餐的一道菜，他留着泪跑开，从此以后的75年丹诺都拒绝吃鸡肉，一口都不吃。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抱怨法庭的无聊沉闷，但是我唯一的安慰是，我总是为被告辩护。

我相信丹诺除了同情心以外也有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，公众的喝采是他最有效的兴奋剂，他总是做弱者的代言，每当有个人权力遭到侵犯，他就拿起长矛光荣地扮演斗士的角色。我向你这样年轻的时候，曾经以为一个国家只要有好的外交或者强大的国防就有面子，后来才明白一个道理，其实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，一个国家能把人权维护好，国家就有了荣誉，在国际上才有面子。前不久办一个关于律师被捕的案子，法官跟我谈话，我直截了当问他你能不能排除行政干扰独立办案？他回答也很实在：我只能说，我跟你谈话此时此刻没有受到干扰。仿佛还有一种说法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，改善人权得慢慢来才行。

将中国之所以搞不好归罪于外交的失败，认为缺少好的外交家，谈笑风生，折冲尊俎，来维护中国的利益，我以为一个国家的尊严靠的是外交。恐惧不免，谈何自由，我一个近八旬的老头，身为律师，自己尚不免恐惧，还奢谈维护人权，真是天大的讽刺，让我无言以对。

郭：当前的法制环境下，律师经常处在尴尬的位置，我见过一些律师有钱的官司才接，在法官和雇主之间拉皮条，而且无奈的说：社会现实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而在同行中，这位见证并参与了整个共和国法制发展历程的老人，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。

据说在丹诺每次辩护完毕，法庭悄然无声，法官都为他的辩护词感动得流泪，可我在读他的辩护词时虽然感动但怎么也没有要哭的感觉。对人权我感受很深的还有一层就是表达权。